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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我是管艺术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光靠市场，光靠经济来维系。艺术是凝聚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灵魂要靠艺术来保存。艺术是一个民族历史记忆和共同遗产的一个支撑点。

“新加坡政府积极赞助艺术。有的人抱怨我们工作做得不够，但是搞艺术首先得有创造性的萌芽。只有蛋能孵小鸡，石头不能孵小鸡。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鸡蛋，但有时候发觉有的蛋原来是石头。在好的环境下，有创造萌芽的人一定大有作为。没有艺术萌芽的人，即使环境再好，也创造不出东西来。

“艺术家生活在社会里，不存在绝对的艺术自由。艺术家应该比一般人眼光更远，感觉更有深度，但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艺术鉴赏总是有一定标准的。艺术自由也应该有一定的界限。这条界限太松了不好，太紧了也不好。

我有一个由社会各阶层贤达组成的委员会来划清这条界限。公众场合冒充成艺术的下流表演就不允许。英籍印度作家拉什迪的《魔鬼诗篇）不是完全没有艺术价值，但它践踏了信教者的情感，我们也禁止。文明就是要靠懂得怎么划清界限来维持。

“法国政府害怕美国文化的入侵，希望限制好菜坞电影的进口。但我觉得保护主义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亚洲各国有悠远的传统和遗产，虽然有的国家经济上比较落后，可是我不担心他们会崇尚西方文化到抛弃自己文化遗产的地步。个别的人或某一代的人可能过分崇尚西方，但社会迟早会纠正这种倾向。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亚洲文艺复兴的开始阶段，这是传统的亚洲文化对西方文化挑战的一种回应。我不担心我们会全盘西化而丧失自己的文化。

西方的思想、西方文艺的确有某种发酵作用，不过我们艺术的本质将仍然是亚洲的。

“亚洲文艺复兴中，中国文化将起主要作用。中文将日益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凡经济越强的国家其语言的影响也越大。罗马帝国时，拉丁语盛行全欧；阿拉伯王国鼎盛时期，从西班牙到东南亚都用阿拉伯语；过去两百年里，大英帝国和美国的经济力量使英语成了国际语言。经济力量的变化必将导致语言应用的变化。文化也是如此。

“新加坡以华人为主，但新加坡不是中国。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我们必须照顾到少数族裔的感情，所以在促进中华文化的同时，我们不能排斥其它文化。我们以中华文化自豪，但也要包容其它种族的文化。中国历史上唐朝是最开放的时期。当时，长安有许多外国人，有清真寺，有佛庙，有祆庙，有基督教堂，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唐代贸易兴旺，文化影响遍及越南、高丽、日本、东南亚。唐朝不少大臣、高僧、将军都不是汉人。东南亚的华人至今仍称自己为唐人，决不是偶然的。如果新加坡需要一个中华文化的历史模式的话，唐代的中国就是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新加坡，全世界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以唐代中国为模式。台湾、香港正因为对外开放，经济才繁荣起来了。同样，中国大陆要继续进步就应该坚持面向国际，对外开放。一个像唐代那样的中华文化将给中国带来和平与繁荣。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改造。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我们欢迎中国在贸易、投资、财产保护、污染控制、外交行为、防止核扩散等方面符合国际准则，这不是说中国会变成美国那样。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在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中，正在探索民主的实践，但中国将按照自身历史和文化的逻辑变化，它不可能变得像美国或欧洲那样。要中国按照别人的理念去改变，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西方自由派人士常常嗤笑亚洲式的民主。他们忘了西方民主的发展曾经历了几百年，并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过去十五年来，民主逐步在中国演进，如地方政府的选举和权力逐渐下放。但西方观察家对这些重要的发展却视而不见。据我了解，中国行政上划分成许多个地区，每个地区有二百万到一千万的人口，有一定的自主权。

地方政府需要解决城市规划、住宅、交通、教育、治安等问题，需要吸引投资，需要创造就业机会。他们可以把新加坡当作一个模式来研究，不但考察我们的成功，也要研究我们的错误。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经济生产要素从未像现在这样有流动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在竞争和合作、独立和相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