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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赞成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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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1）

（一）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其《中夜不寐》有云：英雄欺世惯，贤圣误人深。

上句实况，下句武断。圣贤就其言论而言都是可供参考、可供借鉴的。英雄借为欺人之具，那就和圣贤本人无关了。即令此圣贤不出生，他也会另觅意中人，此一点真可说是防不胜防。

但凡是中国的，都是不好的。当年先进的左翼文人，要“把月亮一笔勾销”，要清算月亮，进而视赏月和吃月饼，也是封建的、落后的、旧式的。可是林语堂先生反驳他们，“而与女学生去吃瑞士的巧克力牛奶糖，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因巧克力糖来自西方”。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自然也为其所不容。如此之西化，则此辈所要的西化是何物，也可不问而知了。只要西方的外在，而鄙弃其内里。

其实这不是他们的文化观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文化，酱缸里面浸泡太久，或者根底浅薄见风就是雨。

关于传统，备受抨击。对其反诘，只需一问：希特勒极喜欢瓦格纳的音乐，我们能说这音乐煽动了、鼓动了、发动了他的杀人神经，或给了他杀人的暗示吗？在美国那样合理有效的政治框架之下，他们所读的，总不会是什么经书了吧？但照样有很坏很坏的人，极左高烧倘若不是胡佛、麦克阿瑟，不是里根等人的锐眼，并依制度的力量予以掣肘，恐怕是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帝王对文化，多是别有用心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吴虞喊打倒孔家店，我看该打倒的是慈禧太后，是袁世凯、张勋、张宗昌……从秦始皇到袁世凯都有个人的原因，缺德，寡情，恶形恶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圣人没有教他们杀人越货……传统文化讲求的责任、良知、道义，在他们历代的统治中何曾见到丝毫的影子？

最切要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的结构，根源是政体文化，造成这样的局面，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自可继之，不合理成分，则非而弃之。

传统家训的温、良、恭、俭、让，和美国的公民教育，我看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美国的家长，不为孩子创业，鼓励个人奋斗，与古来士大夫家书“不靠祖宗余荫”的想法，也可说是同声同调的。

制度对了头，政治上了轨道，文化就不成其为问题。

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阿奎那“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就有许多做恶事的机会”。他们都怕钱对人心的腐化。其实不是“钱”，不是那铜钱纸币或硬通货，而是人性。因此需要体制框架，在没有这样的框架之前，东、西方的哲人提出正人心，多数还是出于好意。但由于没有框架支持，就会流于玄虚、空洞、说教，或为乌托邦试验家所利用，于是人民大起反感。

最紧要的是宪政的框架，*的模式，三权分立的制衡，国会立法的独立，政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传统文化也会变成、也可以变成“建筑材料”，即文化建设的基本因子。

日本、韩国甚至柬埔寨、缅甸都已实行大选，我国台湾地区，他们对传统文化并没有恨之入骨，相反，善而用之，善而化之，也就善而享之。

林同济先生说的中国传统官僚的四种毒素：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胡适说的中国的病根在贫、懒、奸、滑……都似是而非，错在认为罪恶是这些灾难的原因。有的是结果，如贫穷困窘，不是原因。又如钱神毒，货币实为社会人生之所需要，只是专制下，没有规矩，没有游戏规则，或其规矩制下不制上。就人性而言，除少数圣徒外，没有不爱钱的，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那一篇有名的“钱神论”，适用于所有的人群和人性。腰间无铜，困住英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关键看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下去规范人性的负面盲动。所以根子是在体制上，即在政治文化上。从来没有享受*政治的，没有资格攻其弊病。然而假如专制得以祛除，享受*政体有日，再观其民性，则由鬼变人，指日可待。

传统文化与帝王文化的分界（2）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于文化亦然。只有将制度先期改变，文化方能随之启动；制度未变，而欲变其文化，乃揪己头而欲离地球矣。只有在改变制度的过程中，实践中，由人去捍卫，去创立，才能随之产生新的良性文化机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