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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的一天，陈鹤琴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中华书店编辑吴研因随陶行知一道来到江苏宜兴参观西桥工学团。西桥工学团是按照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形式，遵循陶行知所倡导“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和小先生制的办学理念开办的新型学校。西桥是无锡乡下一个贫困的小村庄，附近有一位叫承国英的13岁少年在当地邀集了几位农友，用他自己微薄的一点稿费和当地农民的帮助，开办了这所学校。学校采用小先生制，小先生们“轮流依时刻来校教人自修，余时仍在田园或家庭里做工赚饭吃”。陶行知派出小先生到该校工作并捐款，他称许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真正的儿童自动工学团了。它指示了中国普及教育一条正确的路线。”《生活教育》，第2卷第13期，1935年9月。据说，该校开学那天，来自四乡八邻16个村的一百多名孩子赶来上学。当时有一位老农民编了一首歌谣：“西桥村边飞来一只鸟，寅卯通光呱呱叫，陶先生的心肠实在好，穷苦人子弟都可上学了。”陈鹤琴深深折服于陶行知及其思想、实践在普通民众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他亲身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觊觎华北、进攻上海、向南推进的野心昭然若揭，战争已迫在眉睫。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先后爆发群众爱国运动，抗日情绪日渐高涨，抵制日货、收复疆土、驱逐倭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上海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社会各界纷纷举行###、###声援抗战将士，反对卖国投降，号召全民抵抗。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口号，其意义已大大超越教育的范畴本身，使教育成为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抗战的号角和武器，因而得到社会广泛响应。12月3日，陈鹤琴邀请张恪惟博士到中华儿童教育社举办的读书会上讲演东三省问题；陈鹤琴最后讲话，勉励大家“在儿童身上努力做功夫，积极引导儿童走救国之途径”。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陈鹤琴指导工部局三区小学教师组织各科分组研究会，并实施正课之外的计划中心教材，开展单元教学，组织各种教学活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　国难与教育（4）

1935年8月1日，远在陕北的###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疾呼：“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南京、上海学生上街###声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群众爱国运动日益高涨。戴伯韬写道：生活教育在普及教育运动上与逐渐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政治需求相配合不是偶然的。按照“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学理发展，是必然有这种结果的。所以当日寇侵入关内，进一步想鲸吞我华北，北平学生首先举起反抗大旗，因而掀起光荣的“一二？九运动”之后，生活教育者便首先起来响应，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广泛地在全国推行这一教育运动，开展这一教育运动。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晓庄研究》，2007年1月。1936年1月28日，沈钧儒等知名人士与近万人一道走上街头###示威，呼吁各界联合抗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呼声形成强大声势。教育家陈鹤琴一向只顾专心致志办学，此时也不顾租界当局采取的中立立场，热情支持并参加上海教育界和工部局华人职员们举行的各种活动，积极响应爱国抗日号召。在工部局举办的小学校里，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列队高唱那首由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歌曲《旗正飘飘》。歌中唱道：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热血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国亡家破祸在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