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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真理从来都不是为统治而设计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理若不是出于各种各样的需要又怎么会存在呢？最终真正的真理（真理）和所谓的真理（“真理”）混淆了、二而一了，“真理”充斥了生活，而真正的真理却始终不知所踪。）任何真理一旦沦落为统治工具，则必然意味着被篡改。在任何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度，真理的化身一次次扮演了尴尬且并不光彩的角色。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之前，教皇还以上帝的名义表达了对他的怜悯。在苏联，在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内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修正主义的围剿。后者作为党内异端一度受到令人恐怖的压制乃至屠戮。但这显然并不能使马列主义在真理的外衣下焕发更多的光芒，相反它只能使真理蒙受耻辱。实际上，反修正主义与其说是对真理的捍卫，毋宁说是苏共暴力斗争手段的党内版本。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之后，人们最终发现修正主义路线的确切和其核心人物如托洛茨基等的伟大。可以说，最大最严重的修正主义不是被冠以修正主义之名的党内斗争的失败者，而恰恰是善于权谋和暴力而非真理的现政权本身。真理一旦成为国家政权的统治工具，亦即意味着被修正，从而失去它的本来意义。

不仅如此，真理往往也会因为人们对它的信仰而带来的非理性的狂热运动而失去它本应该有的位置。例如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印巴分治初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的大屠杀，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持续残酷的种族屠戮，以及红色高棉对国内异见的血腥*，以及美国和南非曾经发生的种族运动，审判异端和异教徒的宗教法庭等等，这些血腥背后均有相应的“真理”作为思想策源。但是尼采显然并不会因为提出“上帝死了”和超人哲学而赞成雅利安人将犹太人赶往毒气室，各个教派的精神领袖也决不会因为真理上的惟我独尊而支持对异议势力的你死我活的冲突，种族主义们的理论家也不会因为赞成种族隔离政策而愿意看到国家陷入动荡和分裂中。显然，真理在这些狂热的运动中已经沦落为人类群体*发作的一个遮掩，它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以真理为名义的任何狂热的运动，从来都是始乱终弃的。所有这些运动都从根本上违背了真理的理性真谛。真理一旦成为运动的口实，即使这由信仰而来，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大众对真理的接受受其接受能力的限制，大众的真理不但不能反映真理的真正面貌，反而会因为处在运动中的大众必然表现出的丧失判断力、无理智和狂热而有被血腥和阴谋玷污的危险。疯狂的年代往往是真理横行的年代，真理横行的年代里真理往往被任意践踏和扭曲而失去它的所有内涵，化做一连串可笑又可悲的讽刺。回忆真理至上的年代，过来人满怀蹉跎，后来者和旁观者则心生厌恶。

从国家政权对真理的利用到信徒以真理为名义的狂热运动，大众的真理使真理受害，真理的大众化使真理步履维艰。真理无一不在诞生它的非凡人物那里得到了精心呵护，但是又无一不在大众那里被阴谋肆意利用和被迷信断章取义。真理的境遇再一次说明了大众理性能力的匮乏，也可以说明提及真理何以让人感到索然无味。

除了因为走向大众而无一例外的导致内在的贬值，真理也因为相互之间的攻击而失去它可能得到的更多荣耀。真理之间总是相互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是最不可调和的。当科学成为认知的主流形态，几乎一切非科学的都被标签为愚昧的、落后的。而在宗教政权那里，哥白尼无疑又是一个邪恶的异端。

真理间的冲突又几乎是必然的。真理作为人类自我肯定过程中的强烈表达，它的作用在于肯定一个人或一群人，而并非一定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同的土壤与气候生长不同的作物，南美洲、非洲以及澳洲的分离使得原先有共同祖先的物种在今天迥然相异，真理也是如此。真理本不相同，而它又是强烈的自我肯定，因而当遇到其他的真理时，这些强烈的自我肯定之间将发生强烈碰撞。这往往使真理很难普适，也难以实现人们对一个名副其实的真理　的期望。

与此同时，真理向大众的普及过程往往也是其丧失本来面目的过程。真理由理性力量产生，它往往诞生于理性能力超凡的头脑，而大众的真理总是热热烈烈、名噪一时，拥戴者众、鼓吹者多。在大众充满喜悦、激情难抑的外表下，人们往往做着以这些大众真理去达到人类至善的迷梦，这个梦往往使人变的更容易激昂、更容易受骗。

而在大众的真理喧嚣一时、似乎掩盖一切的时候，属于个人的真理向来偏安一隅，平静的等待着时间和人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