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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少数能量很大的激进学生在学校里的活动就特别引人注目。五四之后，北大的学生中，有两种思潮影响最大：一是无政府主义，一是马克思主义。

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学生主要聚集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周围，从1919年冬天到1920年春天，曾展开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讨论，发表了一批文章，集中批判权力主义，批评北大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学府”，批判北大正规的毕业制度、考试制度，以至批判学校要收学生住宿费等等。这些文章反映了学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同时也是对前述校方体制化努力的一个抵制和反抗。

这里可以讲一个小故事。当时北大哲学系二年级有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叫朱谦之。他认为考试是对学生的一种束缚，提出要“罢考”。学生大概十之###都是厌恶考试的，因此有很多人支持他，或者暗地表示同情，事情闹得很大。最后还是总务长蒋梦麟出来说话，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如果不要学分，可以不考，如果要学分就必须参加考试。”于是，朱谦之宣布“我只要听课，不要学分”，自然也就不必考试了。朱谦之还写了一篇文章，从反对学校的制度，进一步发展到鼓吹“反智主义”。他说，知识是一种“赃物”，本身就是知识私有制度产生的“罪恶”，因此要废止知识私有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知识”，而“知识的所有者，无论为何形式，都不过盗贼罢了”。朱谦之：《教育上的反智主义》，文载1921年5月19日《京报》副刊《青年之友》。有意思的是，朱谦之的这番根本否认知识与知识分子的高论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写了一篇杂文叫《智识即罪恶》，予以反驳。最近有人研究，认为这其实是一篇小说，是“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胡尹强：《〈智识即罪恶〉：没有编进〈呐喊〉的鲁迅小说》，《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2期。，自然也无妨这样说，文章确实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我”本来是一个给小酒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不幸识得几个字，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居然想到北京来求学，以增长点智识。突然听“虚无哲学家”说智识是有罪的，还没有来得及逃回去，半夜就被“活无常”与“死有分”带到地狱里去了。一看那个阎罗王，就是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富豪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下地狱。地狱里满是拌着桐油的豆子，“我”一下去就打滚，还看到无数人在打滚，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一个还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你在阳间的时候，怎么不昏一点？”一昏就没有罪恶了……《智识即罪恶》，《鲁迅全集》卷1，页389—391。这故事自然是充满暗示性的：所谓“反智主义”无非是“朱朗翁”这类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当然，鲁迅可能考虑到作者还是个学生，就笔下留情，只编个小故事嘲弄一下就完了。但鲁迅自己还是很认真的：直到1927年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还在批评这类“知识就仿佛是罪恶”、“要打倒知识阶级”的论调。《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3。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8）

还有相当一部分激进学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这本也与蔡元培有关：北大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是蔡元培平民教育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组织平民演讲团，走到北京的郊区，跟农民有所接触，由“走向民间”而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但也就和蔡元培“回到图书馆”的学院化、体制化的指导思想相抵触。

于是，五四运动以后，北大学生的政治活动依然欲罢不能，北大始终没有平静下来：1919年10月，北京大学学生发动了“面包运动”；1919年11月到12月，一直到1920年春天，北大学生连续不断地发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一直不断，而且波及全国。如果翻看这个时期的报刊，就可以发现全国的各个大学###迭起。而且开始主要是对外，对上，是由爱国激情所引起，这还是蔡元培们所能理解的；但后来就慢慢把矛头转向内部，很多学校都发生了驱赶某个教授或某个校长的###，而且必然是有的学生要驱赶，有的学生就要维护，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仅是学生，老师也要闹风潮。由于北洋政府总是欠薪，连续几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