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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算什么证据，若以‘反馈材料’为证，那就更可以除你的名。”

我很愤怒，前车可鉴，对于这样的法官不能再忍让了，便很不客气地说：“你讲可以除我的名，也要有法律依据，否则我同样可以起诉你。”

“人家江拖在九五年就除了你的名，厂里就已经发了文件。”

“那份文件没有公章，是不能生效的决定。”

“那总是厂里的文件啥，一样可以除你的名。”

“凡是看了那份文件的人，除了江拖的当事人，还没有谁说过是有效文件。你说这样的文件可以除名，那就是说这是一份有效文件？”

“我可没有说那份文件有效呵，我没有讲呵，真是心脏病都要被你急得吓出来。”吴法官慌忙分辩说。

“这是讲那份文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在省政府办公厅、市政府信访办、市检察院，都讲是无效文件，市中院在清算组的法官、中院的书记官处都讲可以开庭，……”

“我不管哪个办公厅，你说清算组的法官讲可以开庭，我们现在可以打电话去问。”吴打断我的话说。

说着，他按响了桌上电话机的免提，发出了“……嘟……嘟……”的声响。

我一愣，干干脆脆地说：“好！我们可以问问中院在清算组的焦宜松法官。”说着，我拿出了通讯录，找出了江拖的电话号码，连按了几个键号，再连声追问吴法官说：“这电话要不要打啦？是真的要打还是不要打啦？”

吴法官进退两难，不敢吱声，愕住了一会，又说：“中院的书记官是书记官，不是法官，法官是法官，书记官是书记官，是有区别的，中院的法官个人也不能代表中院。”

“不管怎样，你总不能就这样拖下去吧，也不管你对这件案子是怎样的看法，怎样的处理意见，总要帮我快点处理一下吧？等到江西拖拉机厂连这个单位都没有了，我还需要你审什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也管不了许多。

“好嘛，你要我办啥？我马上就可以办，就说是证据不足，我就要你跟我拿出无章决定无法诉讼的证据来，你有这些证据，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开庭，包括跟你补发工资。你找过法律部门的人，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作证。”

我知道他这是跟我在出难题，也实实在在地说：“在法律部门，我是找过西湖区法院行政庭的一位法官，已经好几年了，人家怎可能为我作证，这不是为难我吗？”

“你看，这是属于民事案件，怎到行政庭去了呢？你当时只是去咨询？”

“是呀，当时是以为属于行政案件，你若硬是要我找他来作证，恐怕他不大会来，要不我可以同你一起去，我没有办法叫人家到这里来为我作证，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这两天行不行？”

“不行，我这些天都好忙，法院每天下午都要为元旦唱歌排练，桌上还有这一大堆的事情要做。”

“我怎样跟你联系？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说着，请他给我一张纸。他不肯拿，说这里都是办案用纸，也不说号码。

我即拿过他的笔，准备往手上记，一再问他，他才勉强说了。我找笔筒来给合上，他一把抢了过去，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该案被延误审理的可能已经日趋明显，并逐渐趋于事实，第二次终结诉讼的裁定将真正的摆在面前，到哪时，我还能说裁定有误吗？

我无法按捺，于当天中午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写了情况的反映报告：

本人十一月十五日请求贵院对东湖区法院《东民初字（2000）1198号裁定书》提起再审的申请，感谢贵院很快发回东湖区法院复查再审，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该院得知在经济二庭，当时就找了负责此案的郭岚庭长。

十二月一日，郭岚与一位姓吴的法官跟我一见面就责怪为什么不在中院再审，又说裁定书确系错误，当时就应该找院长，现在弄得他们难办，他们同样也可以找其他理由不开庭。

我忍受着其各种抱怨和责怪，耐心地回答了针对裁定书以外的有关程序方面的多方询问。在作了笔录后，为有利于审理，我于十二月五日又交了《有关询问情况的详细说明》，再三陈述时间已经不多了，请尽快给予审理。

可是拖到今天，无任何动静，江拖的破产清算在下月即有可能处理完遗留问题，这样延误下去，不又成了裁定书上的终结，我何需请求提起这个再审。

今天，十分焦急的我找到郭庭长，郭叫我去跟吴法官说。吴很不耐烦，说这